问责事项上的针对性。《问责条例》坚持问题导向、着眼当下实际，着力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担当、不负责等突出问题，凸显了从严治党的责任担当，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问责方式上的规范性。将现行问责方式整合规范为对党组织的通报、检查、改组和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谈话诫勉、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降职)和纪律处分等，解决了现行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问责方式零乱、操作无所适从的碎片化问题，使问责方式更加规范明确，也更具操作性。
问责落实上的严肃性。《问责条例》第九条对问责落实作出了严格规定，提出了问责决定宣布并督促执行、问责对象应当作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受到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向社会公开等要求，使问责落实的措施更加规范、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