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7：
在经济领域，创新往往与“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相联系。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在于实现企业资源新组合，从而让资源价值得到更大程度实现。因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和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拥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数量以及这些企业家在实践中的创新努力。正是因为某个或某些企业家率先创新，众多企业家迅速模仿，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它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熊彼特把企业家精神归结为五点，即首创精神、成功欲望、冒险精神、精明与敏锐、事业心、这五点构成了自主创新成功的基本条件，是克服自主创新过程中各种困难的关键。
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受到企业家的个性、教育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外部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是企业的无形财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当今中国最重要的资源不是资金、自然资源、高素质的劳动力，而是企业家精神。
材料8：
M是北京某大学的教授，他领导的研究团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获得了几十项专利，但直到2011年年底以前，这些成果一直待在实验室中，没有转化为市场产品。“长期以来，我国对科技人员的评价和激励主要看前期的研究成果，对成果是否能够转化缺乏足够重视，科技人员的研究主要为了取得学位和职称，至于能否转化，收益归科研单位，与个人关系不大。此外，成果转化一般要5年左右，从容易体现价值的角度来说，他们更愿意研究，成果转化带来的收益还不如评个教授来得快!”M这样说。
2009年，中关村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年底，中关村开始实施“1+6”先行先试新政策。其中“1”是搭建中关村创新平台，“6”是在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股权激励、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方面实施6项新政策。
根据中关村的“1+6”政策精神，M所在的大学制定了一些列新的学科性公司管理办法和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按照新制度，科研人员可以技术入股，享受自己的科技成果。
中关村和大学的制度创新，给M和其他科技人员带来了极大的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按照M所在大学的规定，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大学占公司30%的股权，以M为首的技术、管理团队持股52%，其他战略投资者持股18%。同时，注册资本的30%也就是600万元还将作为技术股奖励进行二次分配。
依托“1+6”政策，在股权激励下，M创立的电子信息技术公司发展迅速。2012年实现产值7000万元，2013年产值更是突破了1亿元，2015年在创业板上市。目前，公司主要经营北斗卫星导航、民用雷达及高性能信号处理产品，已是一家有名的科技创新企业。
现在，M有双重身份：一家上市公司的领导，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M说，公司经营不仅能让研究人员得到经济利益，也能促进研究活动本身。“以前我们的研究成果都是同行评审，行不行实际上都是圈子说了算。现在，我们的成果都要接受市场的检验，是市场说了算。对我们而言，这个压力更大”，M总结道。
材料9：
我国历史悠远，早在神话怪志中就有“科幻”元素出现。《列子?汤问》中的“歌舞机器人”，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自动捕鼠机器人，张鹭的《朝野金载》中自动行乞的木僧以及陪酒的机器人，以及传说中鲁班制造的木鸢、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都可视为科幻的前身。
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我国曾经兴起了一股科幻文学热，出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儿童科幻文学作品。90年代，大学校园的一批科幻文学创作者，受“科技兴国”理念鼓舞，带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时代气息，掀起了一股科幻文学创作高潮。尽管如此，我国科幻小说作品的数量和被关注度仍远远不够，创作水准也与国外相距甚远。
2015年，备受瞩目的科幻小说最高奖—雨果奖在美国斯波坎市颁出，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获奖，创造了中国乃至亚洲科幻文学的一个记录，对我国科幻文艺创作传播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让我们正视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科幻文学。
对于《三体》，有人评价说:“旧故事尺度来说，第一部是在地球上，第二部上升到两个文明间的碰撞，第三部达到整个宇宙的高度，确实宏大。在想象力和点子这两方面，《三体》在世界其它科幻经典面前也有骄傲的资本。”
材料10：
韩国首尔大学前教授黄禹锡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即怀有雄心大志，刻苦攻读，29岁便获得博士学位，并很快晋升教授。1995年他研制出超级乳牛，1999年培育出克隆牛。这些成果令他成为国际生命科学领域的权威人物，被韩国科学技术部授予“最佳科学家”称号，成为韩国的民族英雄。
2005年，学界发现黄禹锡领导的干细胞研究以及有关论文涉嫌造假。2006年韩国首尔地方检察厅对黄禹锡进行了调查，最终决定以欺诈罪、挪用公款罪以及违反《生命伦理法》的罪名起诉他。
黄禹锡造假之前，就已取得非凡成就，为何还冒着巨大风险造假?有人认为，这与韩国社会文化有关。近几十年来，韩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超常规的快速发 展，首次影响，“高速文化”成为了韩国社会文化的特征之一。“最佳科学家”、“克隆之父”、“民族英雄”等荣誉和 ，对于黄禹锡既是前进的动力，也是巨大的压力。被公众推向神探、被万众顶礼膜拜的黄禹锡身处这种文化中，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以更突出的成就、更惊人的成果来回报韩国公众的热切期待，证明自己无愧于这些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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