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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明代反腐
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以执掌言路、司职监察为职责，是明代反腐监察的主要力量。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明代赋予言官广泛而重要的职权，诸如规谏皇帝、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使明代的历史深深地打上了言官的烙印。
言官反腐监察的制度设计：选任精粹，激励有方，考核严格
明代言官彪炳史册，跟言官建制密切相关。明代在前代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更为完整严密的监察官员选拔、激励、考核制度，为明代反腐监察的正常运转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
一是精选言官，保证素质。明朝末年，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后，刑科给事中翁元益投降农民军，想干老本行，但因脸在夜间被农民军打肿，负责招聘的宋企郊嫌其貌丑难看，改他做四川县令。言官是官僚的形象代表，农民军考选言官时重视体貌，反映了明代选择言官时众多条件中的一个方面。言官作为“治官之官”，其选任标准和条件自然有别于一般官吏。《明史·选举志》载：“考选之例，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可见，明代言官必须是最优秀的官员。明代在言官的政治素养、德行品格、学识经验、体貌年龄等方面，有明确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入选言官者必须 “身、言、书、判”都具备，即必须兼具伦理道德修养，治国安民的政治才识，渊博的文化知识，善辩的口才，仕途经历和实践经验，以及年富力强、体貌端厚等条件。从实际情况看，明代90%以上的言官为进士出身，而明中后期士人考取进士的比例只有4%左右，可见这支队伍的精粹。
二是激励奋发，委寄甚重。弘治元年，孝宗召马文升为左都御史，并在陛见时赐大红织金衣一袭。这种恩遇令马文升感奋不已，从此更加勤奋自励，知无不言，为弘治中兴作出了很大贡献。为激励言官恪尽职守，明代在政治地位上给予言官特殊的待遇。首先是言官位卑权重，地位冲要。大多言官虽仅为七品官，但权势很重，不仅能够接近皇帝，参与权力核心，而且在官场礼节上，职位高的九卿对言官也不敢怠慢，显示言官政治地位的特殊性。言官在行使职权时具有独立性，不受任何部门或个人干预，直接对皇帝负责。言官以卑临尊，位卑则不敢肆，权重则少忌敢言，这种建制显示了古代君主用人驭下的技巧。
明代对言官的激励还体现在言官赏赐丰厚，升迁迅捷。言官仕途之广阔，升迁之迅捷，远非其他官吏所能比，超过七成的言官升迁时能高居四品以上，且骤贵者不少。如嘉靖年间，熊浃以给事中出为参议，进右佥都御史，随即升为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后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从七品官升到二品，只用了几年时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代言官敢言，这种重赏激劝机制起了很大作用。
三是考核周密，严加约束。正统初年，考察御史，有不称职者15人，全部降黜。成化十年，吏部罢免朝觐官员1311人，其中很多是言官。可见明代对监察官员奖惩分明，凡考核不合格者一概罢免。明代除了对言官实行与其他官员一样的定期考核外，还针对言官职业专门颁布了《责任条例》、《出巡事宜》、《巡按六察》、《监纪九款 》等法纪法规，规范言官的行为及考核言官的内容和标准，如规定监察官员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擅自立碑建祠，不得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出巡及枉道回家等。此外，明代对监察官员的生活作风也有特殊要求，如规定言官不准宿娼、不准携妓游玩，不准潜赴戏院游荡等。对言官失职的惩处要比常人加三等，经济犯罪从重。明代在运用立法监督加强对言官的反监督中，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不仅坚持对言官从严监督、言官违纪犯法从严惩处的方针，而且将惩治言官职务犯罪与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性政纪禁条相结合。这种约束机制对严肃政风、整饬吏治，保证言官监督作用的发挥具有一定的功效。
不过，从明代言官反腐监察的实际情况看，言官发挥的作用前后迥异。明前、中期监督作用发挥良好，而晚明时期则分化蜕变明显。言官由反腐倡廉的“去污剂”，最终沦为腐朽堕落的“催化剂”，其中的历史教训值得探究。
言官监督作用的良性发挥：皇帝忌惮，作奸犯科者战栗，百姓拥戴
反对皇帝怠政奢靡，是言官对最高层进行监督的主要任务。明代皇帝素质低下者居多，对言官多抱厌恶态度。在言论环境远不如唐宋宽松，时刻面临廷杖、诏狱等危险的情况下，明代言官依然铁骨铮铮，刚直敢言。面对言官的执着，很多皇帝心存忌惮。成化时宪宗贪玩，刑科给事中毛弘多次联合言官劝谏，弄得宪宗极为头疼，念叨说：“昨日毛弘，今日毛弘。”正德十二年，武宗想出关游乐，在居庸关被巡关御史张钦杖剑挡驾，拒不开关。武宗无奈，只好乘张钦出巡他处之机，黑夜微服偷偷出关，疾驰而去，一路不断询问御史何在，生怕张钦追拦。
弹劾和纠察各级官吏的违法行为，是言官反腐监察的另一基本内容。按照明代等级制度，三品以上大官才能穿绯色官服，但七品御史在弹劾揭发官员不法行为时，可以穿绯衣，被揭发的官员会被当堂拿下。所以每当御史穿绯衣入朝的时候，作奸犯科者莫不两股战栗。对此，明朝人普遍认为，“天下贪官污吏强军豪民所忌惮者，惟御史耳”。
御史巡视州县，对廉洁奉公的官吏鼎力推荐，对贪官污吏则毫不留情。天顺年间，李纲巡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赃吏达四百多人，被视为“铁御史”。隆庆时，佥都御史海瑞巡抚应天，地方上的贪官污吏闻风丧胆，不等抓捕就丢下官印远远躲避。
打铁还需自身硬。言官坚持反腐，跟言官自身清正廉洁有关。言官的工作容易得罪人，易遭报复，言官若稍有不慎或污点，就会被抓住把柄，难以自保。“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下者必先自治，则人有所瞻仰。”一些言官因清廉刚正而闻名遐迩，如宣德年间都御史轩輗按察浙江，摒弃一切供应，除俸禄外一无所取，饮食穿戴与常人无异，招待宾客时也不开小灶，官吏畏之。天顺时御史李纲巡查畿辅马政，地方官纷纷前来送礼，李纲一概拒绝。到达冀州时，遇到强盗，强盗得知是李纲，立刻放行，连李纲携带的箱子都没有打开。
有些言官虽居官多年，但因廉洁，居然连基本的生活条件也很匮乏，甚至因清苦而在死后贫不能殓的例子也多见诸史册。正德时给事中陈寿因守廉而清贫，做官四十年，没有房产，去世时还要靠其他官员帮忙葬敛。
言官的清贫除了言官坚守道德防线外，还跟明代官俸微薄有关。明代的官员俸禄过少，生存压力太大，难以长久地出淤泥而不染。晚明时期，贪贿成风，一些蜕变的言官利用职权大捞特捞。因而，适当提高监察官员的待遇，加强监管，让其不敢贪、不必贪、不想贪，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当下和未来反腐倡廉的一个课题。
反腐者沦为腐败者：察劾失实，威福地方，贪赃枉法，深陷门户
明中后期，随着明朝统治渐趋腐败，言官也未能免俗，发生蜕变，各种腐败恶习纷纷暴露出来，不仅察劾失实，威福地方，趋炎附势，而且贪赃枉法，深陷门户，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恶劣影响。
言官巡视时滥用职权，考察不实，举劾不公，败坏地方吏治。言官的考语对地方吏治及官员前途至为重要，因为吏部在决定地方官员的升降时，靠的就是言官的考语。一些官员为了求得荐举，百般巴结言官，造成官场谄媚成风。嘉靖时，有个县官为了讨好言官，就派人给言官搞豪华装修，甚至在厕所里铺地毯，用貂皮装饰便溺器，而言官竟然坦然接受。
言官凭考察举劾大权掌控地方官的仕途命运，凌驾于地方官之上，颐指气使，使地方官畏首畏尾，忙于逢迎，无心政事。御史巡临地方时，知府以下官员出廊远迎，长跪不起。而言官待地方官就如下属，擅作威福，随意杖责，有时甚至酿成群体事件。嘉靖时，直隶巡抚御史季新芳到广平县，城门放铳隆重欢迎，但因铳放得突然，季新芳受了惊。季新芳大怒，不仅鞭打铳手，还把知县抓来鞭打。广平府知府看不惯，与季新芳争辩，季新芳恼羞成怒诬告知府想害自己，要治他的罪。知府抗拒，召集军队自卫，季新芳则擅自调动官军去抓捕。季新芳因小忿作威福，差点酿成大变。
言官贪赃枉法的情形在明中后期逐渐普遍。随着言官权势扩张，加上约束言官的纲纪逐渐被破坏，言官利用职权赃秽狼藉的情形日益严重。正德时，巡按山东御史胡节回京前，暗示布政使等地方官要有所表示。于是，地方官就借取、截留修庙钱、香钱及县银等三千多两，送给胡节，并中饱私囊。崇祯初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以自己出身县官而今为言官的经历现身说法，认为县官为行贿之首，而给事中则为纳贿之魁，每当州县官进京，京城的言官号称“开市”，视此为捞钱的良机。
晚明言官蜕变表现中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是其身陷门户，党同伐异。从内容上看，言官在争论时，多为私利之争，意气之争。如隆庆年间，徐阶和高拱争权，言官基本上就分成两派助阵。开战时，往往是某派的言官率先弹劾对方的领袖，比如高拱就多次暗示言官弹劾徐阶。按照规矩，徐阶遭弹劾请辞，皇帝不批准，言官再弹劾，亲徐阶的言官反击弹劾高拱，结果是高拱先下台，后来徐阶也下了台，高拱又回来执政。其实徐阶和高拱都是不错的相才，张居正从这两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然而言官并没有批评这两人勾心斗角，反而卷入其中。
代表官方舆论的言官沦为党争骨干，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开路先锋，加剧了朋党斗争的残酷、激烈程度，使得本已混乱不堪的朝政愈加腐败。特别是崇祯年间内忧外患，需要上下同心，共克时艰，但是言官和廷臣争论不休，导致很多重大事情久议不决，使得明中央政权的办事效率极为低下。
出身精良的言官群体为什么会发生蜕变?首先在于言官拥有的监督权缺乏独立性和坚实的法律保障。在皇帝拥有最高监察权和最后裁决权的前提下，言官作为皇帝的耳目和权力制衡的工具，依附于皇权，其反腐监察效果如何，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意志和喜好。由此可见，建立垂直独立的监察组织体系，对保障监察权能的真正实现至关重要。其次在于言官的权力没有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在权力不断膨胀的情况下，言官迷失自我，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权力，以权谋私，徇私枉法。最后，言官遭遇到官员抵制和权臣奸佞的打击报复，抵挡不住，明哲保身，丧失职业道德。这些都表明明代监督、制约和制衡的权力结构尚不完善。
言官是治官之官，负责监察别人，但当言官自身变得腐败时，是难以指望其能给明朝带来朗朗乾坤的。言官这个明代最富气节的官僚群体的沦丧，昭示了明朝灭亡的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