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上周五以整版篇幅刊发记者长文《谁在“掌控”国宝命运》，从故宫的“十重门”谈起，触及到我国博物馆管理体制改革这一根本问题。记者写道：“郑欣淼，是在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他曾说，故宫博物院比文化部更出名。以他在地方多年的从政经历，是可以管理好故宫的，然而事故却频频发生。”“2002年，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由文化部管辖的副部级博物馆，（馆长）由文化部来进行任命。由于其过高的级别，很少有人能对其实施监督。”“国家文物局只是进行业务指导。”
中国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一些官办社会团体，管理人都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体制，有部级、局级、处级、科级等。博物馆如此，大学如此，媒体如此，国企如此，红十字会、作家协会等社会团体也如此。医院似乎也如此。
大约20多年前，北京大钟寺博物馆的一位馆长对我说：我们馆里的大钟，有的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其价值无法估量。但我们馆的级别就是科级。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这么给博物馆定级别的。
我虽然没有详加考证，但我知道故宫博物院在2002年以前可能还是个局级单位。新中国成立前，故宫可能连局级单位都不是。民国期间，政府办的大学、报馆、图书馆、国有企业等，大概统统没有行政级别这一说。追根溯源，我们保留至今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官办社会团体一整套官僚体制，应当是向“苏联老大哥”照搬照抄来的，或许还有自己的创新。“苏联老大哥”已经没有20年了，俄罗斯大概也不搞这一套了，只有我们基本上保留不变。30多年改革开放，国有企事业单位行政级别改而不动。别看我们每年花大量公款到国外学习，大喊大叫“与国际接轨”，国际这方面的轨半公里都没有接。由此可见，接轨是有选择性的，对个人利益有损害的事情，没有人愿意把国外的经验带回国内来。这就像国外100多个国家，官员都要公布个人财产，到我们这里就“无轨可接”一样，谁愿意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搞官僚这一套体制，其实是很可笑的。大中小学都是教书育人，分出部级、局级、处级、科级，有这个差别吗？报纸都是一个上级管的，刊登的新闻大同小异，读者能够看出局级媒体、处级媒体的消息有什么不同吗？文物更难鉴定出谁是部级、谁是局级。没有人参观博物馆，还想着我是进了部级博物馆，还是进了局级博物馆？消费者看企业，更是只管你的产品价格如何、质量如何，顶多再关心一下你是不是世界500强，根本就没有人管你是不是部级、局级。我到加油站，还问你是科级、处级加油站？中石化是副部级企业吧，和世界上那些什么级别都没有的石油企业有多大区别？
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管理体制官僚化，不仅不适应市场公平竞争的需要，还给政府部门监管造成人为的障碍。故宫如果取消行政级别，国家文物局的监督肯定要比现在更加给力。现在的文物局长去管副部长兼院长，他敢给力吗？一个社会慈善组织搞成部级单位，民政部慈善司怎么管？单独监管往往流于无人管理，这样的教训还少吗？企业、大学、社团组织，大家都在一个“级别”里，这才能够实现政府“一碗水端平”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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