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有动作了，不枉新年。比如解决异地高考。
此议起于2012年8月，教育部等四部委制定《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最受关注的北上广，终于在12月30日公布了各自的异地高考方案。与其他多数省份相比，这三地的门槛明显要高，因为这里的油水更盛，底气更足。
“进城务工人员”是谁?是那些进城盖房子的农民工?这当然是数量很大的一个阶层，他们势将成为中国的新市民，关乎维稳，因而引起政府的重视。但实际上，“进城务工人员”远不止这些，还包括大量商业机构和事业单位的外地人员，更有数以千万计的北漂南下的知识蚁族10年、20年后，他们的子女也将面临异地高考问题。
虽然全民都是利益中人，但彼此还是有矛盾的，大城市就出现了抵制异地高考的人群。比如，“法律工作者”，律师罗洪启就认为，“京籍家长主张自己诉求的理由虽然牵强乃至是荒谬，但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他们的诉求完全合理合法。”
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的合理合法，就不要改革了吗?把这种低层次的技术主张推演，比如，遭到大多数人诟病的国企垄断及国企天价吊灯茅台酒，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并不那么伤天害理嘛，那就继续着吧。
低层次技术主张不值辩驳，解决异地高考的高层次道义又何在?唯两个字：公平。公平当是任何社会的普世价值，是社会凝聚的基石之一。
想想嘛，一个中国学生到美国上学，不能去便宜的公立学校，上大学要交比美国本土学生高两倍的学费，在研究生之前极少能拿到奖学金，等等。告美国人歧视?不公平?人家会淡然道：要享用美国教育资源，你为美国贡献了什么?你缴税了吗?你是美国人吗?
反之类比，一个山东孩子要在北京上学，要在北京考学，不许。凭什么?我不是中国人吗?我不是纳税人吗?中国不是统一的国家吗?这理走哪儿也说不过去。
因此，解决异地高考，这是大道义，是中央政府的责任，而不应像目前这样，交由地方政府操办。
在公平这个大道义下，其他都是次要问题，都要服从，诸如解决异地高考使“拼爹合法化”，应试教育的考分不能成为公平教育的标准。这就好比，不能因为限制国企喝茅台，而这限制下来的茅台没有转给农民工，于是就不去限制国企。
解决异地高考有多难?不就是动了那些北上广吃惯了油水的人的利益吗?难道比当年恢复高考还难吗?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8月，邓小平提议并主持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制度，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马不停蹄，当年就办。阻力是什么?毛泽东在“七·二一指示”中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恢复高考是大逆呀，“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可考上大学，那咱贫下中农子女怎么办?
似不妥的是，这后一句话演绎到现在：外地孩子都涌进来了，咱北京孩子怎么办?
除意识形态问题，恢复高考事务性的基础也甚差。出于急迫，1977年高考由各省区市命题;计划体制无法及时供应足够的试卷用纸，中央决定暂停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调配纸张;甚至到了1978年，刚复校的中国人民大学，由于校舍争执而走上长安街游行，群体事件呢。
当年对这些磕绊未必没有预估，但愣就闯了过来。为何当年恢复高考英勇，而今解决异地高考却踌躇?因为，前者的阻力主要是意识形态，而后者是利益。利益之鞭的凶悍，远超意识。
如今改革之议似起，但与35年前环境已大不同。如今谁不是利益中人?谁没点坛坛罐罐?得到这些坛坛罐罐有白道，也有黑道，还有灰道，不公平普遍存在。改革难免要动存量，动几乎所有人的存量。比如闯黄灯违规，在30年前就不会是问题，而今却闹大发了。
今天，每当改革大炮响起，就是向我们所有人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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